“官兵们身负刀伤、枪伤，或被炮弹弹片击伤，即便伤口血流如注，敷上百宝丹药粉，五秒钟左右即可止血……”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记忆中，云南白药的神奇药效令人惊叹。
药品，是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军需物资。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誉为“伤科圣药”的云南白药，拯救了无数受伤战士的生命，成为滇军上战场的“必备品”。
捐药抗战，救国图存
曲焕章被誉为“白药之父”。
1880年，曲焕章出生于玉溪市江川区前卫镇赵官村。年仅12岁时，他就跟随当地的医师、郎中学习问诊配药。后来，曲焕章又跟随马帮奔赴滇南山川，一路拜师学艺，医术也日渐精进。1902年，曲焕章配制出治伤药“万应百宝丹”，因药粉呈白色，人称“白药”。1916年，白药获批可以公开售卖。
在之后的20多年间，曲焕章不断完善白药药方，于1927年创造出“一药化三丹一子”（即：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丹、保险子）的保密药方，后建成“曲焕章大药房”，开始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创下年销40万瓶的销售记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具有止血消炎功效的白药，是治疗枪伤刀伤的“伤科圣药”，引起了军政界的注意。云南都督唐继尧为其亲题“药冠滇南”，军政军医部门也经常来电文向曲焕章索要白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曲焕章捐赠百宝丹9000瓶，以供抗日军队使用，并上书言志：“此次对日宣战，章愿竭尽心力，尽其义务，以表区区爱国之热忱，而惟作战之将士以善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滇军60军北上抗日，曲焕章再次慷慨捐赠3万瓶百宝丹，支持抗战。按照当时市价，3万瓶百宝丹价值18万块大洋，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百宝丹被滇军称为‘随军三件宝’之一，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云南白药博物馆讲解员陈婉琪介绍，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随身携带百宝丹的滇军表现得十分骁勇，受伤的士兵吃上一点白药，再往伤口上撒一点，无需打绷带，就继续上阵拼杀。据滇军将领朱希贤回忆：“伤口伤得很重，拿出自己的白药撒上一点点，包扎起来，两天后伤口就基本愈合了。”
坚守本心，主动献方
云南白药在战场上发挥的神奇作用，使其声名远扬。然而，对于曲焕章来说，这并非全是好事，甚至招来祸端。
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向曲焕章发出邀请，让他前往重庆合股开办中华制药厂。中华制药厂是焦易堂等人合股开办的，他以支持抗战为借口，要求曲焕章参与合办。曲焕章思量再三，只身前往重庆。
来到重庆后，曲焕章才发现，焦易堂的真实目的是要他交出白药秘方。曲焕章不愿让秘方落入国民党手中，于是断然拒绝。焦易堂恼羞成怒，将曲焕章软禁起来。盛夏的重庆，酷热难耐，曲焕章悲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宁死不屈，最终在重庆不幸逝世，时年58岁。
1940年10月，日军飞机大规模轰炸澜沧江上的昌淦桥及怒江上的惠通桥，战事告急，对药品的需求量骤升。为满足前线药品需求，曲焕章的遗孀缪兰瑛继续经营曲焕章大药房，恢复白药的生产和销售。但受战争影响，曲焕章大药房的销售渠道、原料采购受阻，生产经营困难，药房艰难为继。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白药的生存与发展。昆明市政府组成专家组，帮助曲焕章大药房恢复生产、开拓市场。1955年，缪兰瑛决定将白药配方及工艺全部捐献给国家，第二年，“曲焕章万应百宝丹”正式定名为“云南白药”。
传承精神，续写担当
“抗日战争胜利的功劳簿上，有云南白药的一份贡献，云南白药的蓬勃发展同样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关怀。”陈婉琪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云南白药迎来了新的辉煌，成为云南第一家上市公司，率先开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实现集团化发展。如今，云南白药已成为云南民族医药的“金字招牌”。
200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白药集团时强调：“云南白药既是民族工业又是民族医药瑰宝，一定要把它弘扬好！”
2023年，云南白药集团建成了集科普、爱国主义教育、研学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博物馆，全方位讲述云南白药的发展历程。“博物馆是传播中医药文化、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白药精神传承的载体。”陈婉琪表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的精神事迹，历经时光沉淀，熔铸为云南白药集团发展的精神根基。
抗战时期，曲焕章不顾个人利益，主动捐赠白药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步入新时代，云南白药延续先辈的担当与奉献精神，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技术创新、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持续发力，续写新时代的“白药担当”。
据介绍，近年来，云南白药集团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创新体系，建设云药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推广带动云南道地中药材种植，并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指导农户创新种植，实现农民增收和产业致富。此外，云南白药集团还致力于开展公益慈善，设立“金秋助学”奖学金项目，到边远农村开展义诊活动，帮助乡村建设文化传承馆，以多种形式践行社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