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杉股份控制权更迭背后：郑永刚家族内斗始末——一场撕裂企业根基的权力博弈
2025年9月30日杉杉股份披露的重整公告，正式为“传奇浙商”郑永刚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画上句号。而这一结局的伏笔，早在郑永刚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便已埋下——一场围绕“杉杉系”控制权展开的家族内斗，不仅将企业治理的混乱暴露于公众视野，更直接加速了资金链危机的爆发，成为压垮“杉杉系”的关键稻草。
导火索：猝然离世与模糊的传承布局
2023年3月，65岁的郑永刚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位被外界称为“服装业转型教父”的企业家，生前并未留下清晰、公开的家族传承方案，这为后续的内斗埋下了最核心的隐患。
从公开信息来看，郑永刚去世前，“杉杉系”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架构存在明显的“模糊地带”。一方面，郑永刚通过杉杉集团间接控制杉杉股份，但其个人持股并未完全通过信托、遗嘱等方式明确传承路径；另一方面，郑永刚生前虽让儿子郑驹参与企业经营（时任杉杉集团董事、杉杉股份董事长），但并未通过正式的股权划转或公司章程修订，赋予其绝对的控制权。这种“口头授权式”的传承布局，在郑永刚突然离世后，迅速引发了家族内部的权力真空。
更关键的是，郑永刚的家庭结构为内斗提供了“土壤”。郑永刚与遗孀周婷为再婚夫妻，两人育有子女，而郑驹为郑永刚与前妻所生。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得“控制权归属”不仅涉及企业利益，更掺杂了家族情感与利益分配的矛盾，为后续的博弈埋下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点。
第一回合：董事会席位之争——从“默认继承”到“公开对峙”
郑永刚去世后，时任杉杉股份董事长的郑驹，一度被外界视为“杉杉系”的天然继承人。但仅1个月后，周婷便以“配偶及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对郑驹的控制权提出挑战，内斗正式进入公开化阶段。
2023年4月，周婷通过社交媒体及媒体采访公开表示，“郑永刚先生生前未就企业传承作出明确安排，作为合法配偶，我有权参与杉杉集团的经营决策与股权分配”，并直指郑驹“未经继承人同意，擅自以董事长身份决策企业重大事项，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这场争议的核心，很快聚焦于杉杉集团的董事会席位。根据杉杉集团的公司章程，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而郑永刚去世后，董事会席位中支持郑驹与支持周婷的力量逐渐分化：
-郑驹一方：凭借多年在企业内部的任职经历（曾负责杉杉股份锂电材料业务的拓展），获得了杉杉集团原管理层、核心业务部门负责人的支持，认为“由熟悉企业经营的内部人掌舵，才能保障企业稳定”；
-周婷一方：则联合了部分持有杉杉集团少量股权的家族成员及外部财务投资者，主张“基于法定继承权，继承人应共同参与企业治理，而非由单一子女独断”，并提出“增补董事会席位，由继承人代表与独立董事共同组成新董事会”的诉求。
2023年5月，杉杉集团召开临时董事会，就“增补周婷为董事”的议案进行表决，最终以3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未获通过。此次表决失败，不仅未能缓解矛盾，反而让内斗升级——周婷随后向宁波市鄞州区法院提起诉讼，以“董事会表决程序违法”为由，请求撤销该次董事会决议，家族内斗正式进入“司法对抗”阶段。
第二回合：股权冻结与资金链危机——内斗拖垮企业现金流
董事会之争尚未落幕，周婷与郑驹的博弈很快蔓延至“股权与资金”层面，直接冲击了“杉杉系”的资金链。
2023年6月，周婷以“维护继承人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申请对郑永刚名下持有的杉杉集团股权进行财产保全，法院随后裁定“冻结该部分股权，冻结期限为3年”。这一举措直接导致杉杉集团无法通过“股权质押”等方式获得外部融资——此前，杉杉集团为支撑锂电材料业务的扩张，常以郑永刚名下股权质押获取银行贷款，而股权冻结后，多家银行宣布“暂停授信额度、提前收回部分贷款”，导致企业流动性骤然紧张。
与此同时，内斗引发的“信任危机”也让杉杉股份的融资环境恶化。2023年下半年，杉杉股份计划通过定向增发募集15亿元用于锂电材料产能扩建，但由于“实际控制人存在争议”，多家机构投资者选择放弃认购，最终定增计划仅募集到5.2亿元，远低于预期。而更致命的是，上游供应商因担忧“杉杉系”的偿债能力，开始收紧信用政策——从“账期3个月”缩短至“款到发货”，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郑驹一方为缓解资金压力，不得不采取“出售非核心资产”的方式回笼资金，包括转让杉杉品牌旗下的服装业务子公司、减持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等。但这些举措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市场对“杉杉系”经营稳定性的质疑——2023年10月，杉杉股份股价单月下跌23%，市值蒸发超80亿元，企业通过“股权质押融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内斗期间，“杉杉系”的内部资金管理也陷入混乱。有媒体报道称，2023年7月至12月，杉杉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因“控制权归属不明确”，出现“多头审批”现象——部分业务部门的资金支出需同时获得郑驹与周婷两方的签字同意，导致多笔用于原材料采购的资金延误支付，甚至出现“供应商断供”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杉杉股份锂电材料业务的正常生产。
第三回合：监管介入与“第三方调解”失败——内斗走向“无解”
随着内斗对企业经营的冲击愈发明显，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开始介入调解，但最终未能打破僵局。
2024年1月，上交所向杉杉股份下发《监管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争议、内斗对公司经营的具体影响、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问题，并督促“相关方尽快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同年2月，宁波市地方政府也组织周婷、郑驹及家族成员召开“调解会议”，提出“由第三方机构对郑永刚遗产进行评估，按法定继承比例分配股权，同时由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企业日常经营”的方案，但双方均未接受——郑驹认为“职业经理人不熟悉企业业务，难以保障发展”，周婷则坚持“继承人应直接参与治理，而非仅享有股权收益”。
调解失败后，内斗彻底陷入“无解”状态。2024年下半年，杉杉集团的债务问题全面爆发：截至2024年12月，杉杉集团及关联方的有息负债规模达89亿元，其中逾期债务23亿元，涉及银行、信托、供应商等多个债权人。2025年2月，宁波市鄞州区法院收到多家债权人的破产重整申请，最终裁定受理杉杉集团破产重整案，标志着郑永刚家族通过“内部协商”解决控制权争议的可能性彻底消失，企业不得不引入外部投资人，也为“民营船王”任元林的接盘埋下伏笔。
内斗的代价：从“锂电龙头”到“控制权易主”的深层教训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家族内斗，对“杉杉系”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从表面上看，它直接导致了企业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控制权的更迭；从深层来看，它暴露了中国民营企业在“传承规划”上的普遍短板——郑永刚作为资深企业家，虽能带领企业完成从服装到锂电的跨界转型，却未能提前搭建“家族治理与企业传承”的双重保障机制，最终让毕生心血因家族内斗而易主。
对于杉杉股份而言，内斗留下的“后遗症”仍需长期消化：尽管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但管理层的稳定性、核心团队的凝聚力，以及市场对“新控制人任元林团队”的信任建立，都需要时间来修复。而这场内斗也为中国民营企业敲响了警钟——企业传承不仅是“权力交接”，更是“制度与规则的传承”，唯有提前规划、明确边界，才能避免“创始人离世即企业动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