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江苏银行苏州分行2022-05-26
第一章五四运动昭示新觉醒
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新的民国建立七年之后，爆发波及全国、影响弥久的五四运动，并非偶然。这是由经济结构、政治态势、社会运行、民众心理、外交燃点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青年作为最为活跃的社会因子，非但一刻没有缺席，而且时时起着发动机的重要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却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及政治生活没有发生根本改观，中华民族仍未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有思想见地又不甘于现状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辛亥革命进行认真反思，对这种复兴之路进行深刻检讨，并尝试探索新的救亡图存的路径。
1915年9月，36岁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办刊宗旨，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的新青年准则，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认为这两者是当时中国罪恶的根源，在他的文章中，儒家更成为恶之渊薮。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根除。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为进步知识分子。非常有趣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相差10岁，1917年时陈独秀38岁，李大钊28岁；鲁迅与胡适也相差10岁，那年鲁迅36岁，胡适26岁。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张破除迷信，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图圄”，以求得“思想之解放”。《新青年》创办之初，杂志所倡导的这些反封建的主张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回应，当陈独秀1917年初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陈独秀的住所，大批北大资深学人加盟《新青年》，这些反封建文化的理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使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从而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进攻。封建卫道士们大骂新文化运动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叫嚣“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则慨然宣告：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教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这场文化思想战线新、旧力量的殊死搏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禁锢中国青年思想的封建枷锁纷纷被打碎，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开始在社会上脱颖而出。这些青年人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显示出锐不可当的气势，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盎然生机。
这些勇敢的青年人在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新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时，陈独秀提出的人权自主名言，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崇尚的信条：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这种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而这种批判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沿袭两千年的孔孟教义下解脱出来，世界近代社会的意识开始在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人的头脑中萌生和发展，为中国青年这一新的社会群体走上社会历史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陈独秀等人对传统主义的大胆攻击，在陈腐的思想界开启了新的景观，也使他们很快在受教育的青年中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节选自《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1919-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