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杭州银行浣纱支行行长王金花带着满心诚意到企业去拜访客户，可刚进门就被客户赶了出来，客户直言不讳地说道：“你们就是原来的那个信用社吧，听说你们老总出事了？现在又改叫什么合作银行，靠不牢的，这个银行早晚倒闭。”
在当时，这并不是个例，脱胎于城市信用社的杭州银行，资产窟窿之大、社会信誉之差、员工队伍之弱、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经过一年左右筹备期的发展和新资本的增加，杭州银行成立时全行注册资本也仅3亿元，总资产60亿元不到，贷款余额28.4亿元，而风险贷款竟然高达20多亿，占比70.4%，甚至连日常资金清算都非常紧张。
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杭州银行，就命悬一线面临破产，放眼整个中国金融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1
柳暗花明，谋划筹建城商行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其中提出要“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试办城市合作银行”，而杭州则被列为试点城市之一。
1995年7月，根据文件的指示，时任杭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马时雍组织成立了杭州城市合作商业银行领导小组并亲自出任组长。
据统计，截止到1995年为止，杭州共有33家城市信用社、9家联社办事处和1家市联社，在这43家机构中，有不少主办部门把所属城市信用社当成自己的三产公司、小金库，放松管理，放弃监督。
更有甚者，独断专行、内外勾结，大搞人情贷款、权利贷款、定存定贷，甚至经营“账外账”，许多信用社的不良贷款占比竟达80%以上，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严重。
仅在杭州银行筹备期间，就有10多个信用社的负责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他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巨额的不良资产。
当时的筹备组曾经考虑不吸纳这些亏损巨大的合作社，并专门向央行作了汇报，然而，央行考虑到这样做很可能导致这些城市信用社的破产，酿成地方金融风险，危害社会的稳定。
因此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亲自批示：不同意选择性重组和先破产后重组的方案。
最终，筹建方案几经反复，多次沟通，央行终于批准了杭州银行的筹建方案：由原城市信用社的全体老股东和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局以及杭州市电信局、杭州市电力局、杭州市自来水公司、杭州市解放路百货公司、杭州百大集团等50余家单位共同发起，实际注册资本金30074.1万元。
原杭州市央行副行长陈达明被推举为首任董事长，建行杭州分行行长吴太普被聘任为首任行长。
1996年9月26日，在时任常务副市长马时雍的主持下，这家承载着杭州金融重担的银行正式启航。（成立时为杭州商业银行，后于2008年更名为杭州银行）
由于巨额不良贷款以及部分信用合作社发生的挤兑、上访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刚成立的杭州银行遭遇了严重的信誉危机，甚至有个别省级主管部门发文明确要求，所属单位不得到杭州银行开户、存款。
有些信用社老股东还强烈要求退股并到各级政府上访，令尚在襁褓中的杭州银行雪上加霜。
2
知难而进，破解“冯根生难题”
在杭州银行成立时，“信用社”这个牌子在杭州早已没了信用，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后，杭州银行便被人民银行总行打上了“高风险”银行的标签。当时，谁都不知道摇摇欲坠的杭州银行大门，第二天还能不能如常开启，生存的威胁成了首要问题。
面对客户的不信任，行长吴太普选择了最原始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他亲自给员工打气：“我们比不过牌子就比精神，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要用我们的真诚打动人家。”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杭州银行全体员工都憋着一股拼劲，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和客户对杭州银行的认识，为了与客户建立感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客户扛煤气罐、为客户接送小孩、腿骨折打着石膏去见客户等等。
而他们的努力和真诚也感动了社会，感动了客户。随着市场的逐步打开，杭州银行业绩也逐步回升，甚至那些对杭州银行不屑一顾的同行，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时任秋涛支行行长的戴明回忆道：当时杭州的银行界流传一种说法，杭州银行的人不怕死的，弄不过杭州银行的。
1998年6月，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杭州市批准了青春宝集团的改制工作，将青春宝公司40%的国有总股本划出一半，进行“工者有其股”的股份制改革。
根据本次改革方案，时任总经理的冯根生需认购2%的股份，经资产评估折合人民币达300万元。可当时以冯根生的收入水平，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一场被舆论界称为“冯根生难题”的现象也由此引出：如果入股资金解决不了，青春宝公司的企业改制计划就会搁浅。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冯根生带队走遍了四大国有银行，但均被婉拒，主要因为当时的股权贷款不符合贷款通则要求，如果批准则有违规的嫌疑。
吴太普见状，紧急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在会议上指出：“作为杭州的银行，杭州人自己的银行，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用金融杠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地方银行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这样做可能有违贷款通则，但如果不改不做，地方国企改革的突破就更困难了。只要方向没错，哪怕突破现行制度，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在吴太普看来，相比于其他贷款，经营者的股权贷款可以建立起更好的银企合作关系，投入少，产出多，是四两拨千斤的好业务。
杭州银行能主动送贷款上门支持改革，自然也打动了冯根生，他当场表态要和杭州银行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并在现场写下“银企合作，永葆青春”的题词，以示感谢。
在杭州银行的支持下，“冯根生难题”也得到了顺利的化解，青春宝药业的股份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3000万股的股票很快被认购完毕。
杭州日报更是评论道：杭州银行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是地方金融的推进者、时代改革的呼应者。
随着青春宝改革的顺利进行，杭州民生药业、西湖电子集团、张小泉剪刀厂、杭玻集团、杭州化工研究所、杭州叉车厂等众多知名杭州国企纷纷主动找到杭州银行。
据不完全统计，在破解“冯根生难题”后的两年时间里，杭州银行先后为杭州40余家国有企业经营者提供了3亿元的企业经营者改制股权贷款，同时也与这40余家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得益于此，杭州银行的各项金融业务也由此逐步打开了局面。
3
狭路相逢，打赢“股权保卫战”
2001年，随着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金融市场也逐步对外开放，市场普遍认为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业务限定在单一城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将成为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
为了应对随时到来的冲击，杭州银行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吸收国内民营资本入股，优化产业结构，在股权多元化基础上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第二步，借WTO的东风，引进境外优秀战略投资者参股；第三步，实现跨区域经营和上市，成为一家公众上市银行。
民营化、引外资——跨区域经营——上市，这个战略步骤架构，日后也被银行界誉为是中国城商行发展的“三部曲”，是城商行发展遵循的一条“标准路线图”。
然而，规划容易，实现起来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第一步的民营化便给了杭州银行当头一棒，由于当时社会上对杭州的信任度还不高，增资扩股小组遭遇了无数闭门羹，由于杭州市内企业意愿度不高，杭州银行被迫面向全国引资，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勉强达到了计划目标。
但在最后关头依然被“放了鸽子”，原本同意入股的两家企业宣布退出，从而导致了一个亿的资金缺口。
杭州银行不得不重新制定了增资扩股方案，纳入了员工持股内容，并坚持按“入股自愿，风险自担”的原则制定了员工入股方案。
最终，杭州银行共1336名员工认购了8967.5万股杭州银行股票，每股1.3元，与其他投资者一样。
在全体员工支持下，杭州银行圆满完成了资产置换后的第一次市场化增资扩股，总资本达到了10亿元以上，并且使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下降到45%，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自然人股东构成的混合所有制多元结构。
在此次增资扩股后的第二年，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新加坡华侨银行就先后主动找上门商谈入股杭州银行事宜，也为其“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开了个好头。
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又引发了一场事关银行发展方向的“股权保卫战”。
2004年10月，曾参与2003年增资扩股的两家企业，由于经济纠纷，在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质押的两亿股杭州银行股票被深圳中院冻结查封。并且该股份制银行作为该部分质押股权的债权方，对入主杭州银行表示出了强烈的愿望。
高达19.9%的高比例股权质押，如果被一家股份制银行持有，相当于变相收购了杭州银行，而当时又值引入外资银行谈判的关键时刻，由于同业竞争排他条款的限制，势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
2005年5月，随着与澳洲联邦银行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和《入股协议》，澳洲商业银行正式以2.5元的价格认购了杭州银行2.5亿股份，持股比例达到19.91%，成为了除国资外的第一大股东。
同时杭州银行也成为首家拥有外资股份的城市商业银行，但前述法院冻结2亿股股份去留，依然如悬顶之剑，威胁着杭州银行。
2005年11月，广东高院根据相关申请做出民事判决，宣布将对杭州银行的2亿股涉案股权进行拍卖，同时，法院并没有考虑杭州银行提出的拆分拍卖请求，而是以2亿股为一个标的进行集中拍卖，并且由广东阳江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拍卖。
2亿股一个标的，就会造成很多有意向的投资者因资金问题望而却步，而阳江法院社会影响面小，参拍企业就会更少，流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一旦流拍，对方就可以实现“被动持股”。
受制于庞大资金量的需求，当时放眼整个杭州，没有几家能够竞拍的企业。在四处碰壁后，时任董事长的马时雍和行长吴太普决定，把最后的希望交给股东们。
在股东大会上，老股东、恒励集团董事长张克夫说，这是一次杭州银行的股权保卫战，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他的话也得到了股东们的一致认可，但受制于股东们自身实力的限制，在具体方案上难以形成统一。
最后只能参照此前不久入股的澳洲联邦银行入股价：2.5元，商定最高以2.6元每股的价格参拍，在此价格内由各大股东认购，若超过2.6元，则只能放弃。
但按照此原则，6家大股东包括澳洲联邦银行在内，总共认购了9000万股，还有1亿1000万股没有落实。此时的马时雍提出由员工参与竞拍、认购部分股权的设想，以杭州银行工会的名义认购1.1亿股。
整个拍卖的过程比较顺利，当时任杭州财开集团总经理李明扬举牌2.215元时，就一锤定音锁定了竞拍价，加上1%的拍卖佣金，也不仅大大低于预期的2.6元，甚至低于澳洲联邦银行的入股价。
至此，杭州银行也取得了股权保卫战的胜利，在拍卖后的两个月，杭州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以每股3.28元的价格定向增发了6600万新股，由亚洲开发银行出资3000万美元购买了杭州银行4.99%的股份，这也是亚洲开发银行首次首次投资中国城市商业银行。
杭州银行也终于实现了涅槃重生。
后记：
2023年，对于杭州银行而言，又迎来一场关键的战役，2月12日，杭州银行宣布8家股东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变更为无实控人。
6月26日晚间，杭州银行发布定增预案，拟发行不超过9亿股，拟募集不超过125亿元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
让市场意外的是，次日该行便发布公告，将定增募资总额上限由125亿元下调至80亿元。
历史数据显示，上市以来杭州银行已通过多种方式募资超过500亿元用于补充资本金，但截至2023年一季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上市城商行中仍居于尾部。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杭州银行的净利润持续增长，截至2023年一季末，该行未分配利润超过300亿元，拨备覆盖率超560%，位居行业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