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底，杭州银行浣纱支行行长王金花带着满心诚意到企业去拜访客户，可刚进门就被客户赶了出来，客户直言不讳的说道：“你们就是原来的那个信用社吧，听说你们老总出事了？现在又改叫什么合作银行，靠不牢的，这个银行早晚倒闭。”
在当时，这并不是个例，脱胎于城市信用社的杭州银行，资产窟窿之大、社会信誉之差、员工队伍之弱、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经过一年左右筹备期的发展和新资本的增加，杭州银行成立时全行注册资本也仅3亿元，总资产60亿元不到，贷款余额28.4亿元，而风险贷款竟然高达20多亿，占比70.4%，甚至连日常资金清算都非常紧张。
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杭州银行，就命悬一线面临破产，放眼整个中国金融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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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谋划筹建城商行
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3〕91号文件)，其中提出要“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试办城市合作银行”，而杭州则被列为试点城市之一。
1995年7月，根据文件的指示，时任杭州市常务副市长的马时雍组织成立了杭州城市合作商业银行领导小组并亲自出任组长。
据统计，截止到1995年为止，杭州共有33家城市信用社、9家联社办事处和1家市联社，在这43家机构中，有不少主办部门把所属城市信用社当成自己的三产公司、小金库，放松管理，放弃监督。
更有甚者，独断专行、内外勾结，大搞人情贷款、权利贷款、定存定贷，甚至经营“账外账”，许多信用社的不良贷款占比竟达80%以上，资不抵债的情况非常严重。
仅在杭州银行筹备期间，就有10多个信用社的负责人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他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巨额的不良资产。
当时的筹备组曾经考虑不吸纳这些亏损巨大的合作社，并专门向央行作了回报，然而，央行考虑到这样做很可能导致这些城市信用社的破产，酿成地方金融风险，危害社会的稳定。
因此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亲自批示：不同意选择性重组和先破产后重组的方案。
最终，筹建方案几经反复，多次沟通，央行终于批准了杭州银行的筹建方案：由原城市信用社的全体老股东和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局以及杭州市电信局、杭州市电力局、杭州市自来水公司、杭州市解放路百货公司、杭州百大集团等50余家单位共同发起，实际注册资本金30074.1万元。
原杭州市人行副行长陈达明被推举为首任董事长，建行杭州分行行长吴太普被聘任为首任行长。
1996年9月26日，在时任常务副市长马时雍的主持下，这家承载着杭州金融重担的银行正式启航。(成立时为杭州商业银行，后于2008年更名为杭州银行)
由于巨额不良贷款以及部分信用合作社发生的挤兑、上访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刚成立的杭州银行遭遇了严重的信誉危机，甚至有个别省级主管部门发文明确要求，所属单位不得到杭州银行开户、存款。
有些信用社老股东还强烈要求退股并到各级政府上访，令尚在襁褓中的杭州银行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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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难而进，破解“冯根生难题”
在杭州银行成立时，“信用社”这个牌子在杭州早已没了信用，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后，杭州银行便被人民银行总行打上了“高风险”银行的标签。当时，谁都不知道摇摇欲坠的杭州银行大门，第二天还能不能如常开启，生存的威胁成了首要问题。
面对客户的不信任，行长吴太普选择了最原始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他亲自给员工打气：“我们比不过牌子就比精神，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两次不行就去三次，要用我们的真诚打动人家。”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杭州银行全体员工都憋着一股拼劲，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和客户对杭州银行的认识，为了与客户建立感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客户扛煤气罐、为客户接送小孩、腿骨折打着石膏去见客户等等。
而他们的努力和真诚也感动了社会，感动了客户。随着市场的逐步打开，杭州银行业绩也逐步回升，甚至那些对杭州银行不屑一顾的同行，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时任秋涛支行行长的戴明回忆道：当时杭州的银行界流传一种说法，杭州银行的人不怕死的，弄不过杭州银行的。
1998年6月，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杭州市批准了青春宝集团的改制工作，将青春宝公司40%的国有总股本划出一半，进行“工者有其股”的股份制改革。
根据本次改革方案，时任总经理的冯根生需认购2%的股份，经资产评估折合人民币达300万元。可当时以冯根生的收入水平，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一场被舆论界称为“冯根生难题”的现象也由此引出：如果入股资金解决不了，青春宝公司的企业改制计划就会搁浅。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冯根生带队走遍了四大国有银行，但均被婉拒，主要因为当时的股权贷款不符合贷款通则要求，如果批准则有违规的嫌疑。
吴太普见状，紧急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在会议上指出：“作为杭州的银行，杭州人自己的银行，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用金融杠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地方银行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这样做可能有违贷款通则，但如果不该不做，地方国企改革的突破就更困难了。只要方向没错，哪怕突破现行制度，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
在吴太普看来，相比于其他贷款，经营者的股权贷款可以建立起更好的银企合作关系，投入少，产出多，是四两拨千斤的好业务。
杭州银行能主动送贷款上门支持改革，自然也打动了冯根生，他当场表态要和杭州银行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并在现场写下“银企合作，永葆青春”的题词，以示感谢。
在杭州银行的支持下，“冯根生难题”也得到了顺利的化解，青春宝药业的股份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3000万股的股票很快被认购完毕。杭州日报更是评论道：杭州银行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是地方金融的推进者、时代改革的呼应者。
随着青春宝改革的顺利进行，杭州民生药业、西湖电子集团、张小泉剪刀厂、杭玻集团、杭州化工研究所、杭州叉车厂等众多知名杭州国企纷纷主动找到杭州银行。
据不完全统计，在破解“冯根生难题”后的两年时间里，杭州银行先后为杭州40余家国有企业经营者提供了3亿元的企业经营者改制股权贷款，同时也与这40余家企业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得益于此，杭州银行的各项金融业务也由此逐步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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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的风，吹到了杭州
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开幕也给杭州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杭州银行更是公开表态：亚运会给杭州带来的城市能级、国际影响力跃升等红利效应以及“后亚运”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新机遇，也将为杭州银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据了解,杭州银行将亚运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业务列入信贷重点支持项目，在授信审批、信贷额度、贷款利率等方面加大倾斜，为亚运重大工程建设融资开通绿色通道。此外,杭州银行还参与杭州东部湾体育公园、萧山国际机场三期航站楼及地铁3号线等多馆建设工程,累计发放相关建设贷款11.3亿元。
从其最新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表明，亚运会也确实直接带动了杭州银行的业绩增长，10月19日，杭州银行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2023年1-9月，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74.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9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06%。
截至2023年9月末，杭州银行总资产17901.4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74%；贷款总额7852.2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82%；总负债16817.5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79%；存款总额10122.3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07%。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3年9月末，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0.76%，较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569.52%，较上年末提高4.4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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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藏在拨备里？
近年来，业绩增长良好，看起来不差钱的杭州银行却多次融资补血。根据相关统计，2016年9月，公司IPO首发募资37.67亿元，2017年12月，杭州银行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方式，募资100亿元。后来在2020年4月和2021年3月，公司又以定向增发和可转债的方式，分别“吸金”71.6亿元和150亿元。
如果六月份最新的80亿元定增顺利落地，那么在最近七年的时间里，杭州银行的合计募资额将达到近360亿元。
还有媒体将2019年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和2020年1月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算在内，发现上市至今杭州银行除了2018年外，剩余年份年年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达到570亿元。
频频补血的背后，无不凸显出杭州银行对资本充足率大幅下滑的焦虑，近年来，杭州银行业务和资产规模得以超速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充足率的不断下滑，2023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小幅上升至8.10%，但在A股上市城商行中，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期，杭州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下滑至9.71%，资本充足率下滑至12.74%。2023年半年报显示，杭州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继续下滑至9.70%，资本充足率降至12.69%，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升至8.14%。
除了迷一样的大规模补血外，杭州银行那份远远高于同行的拨备覆盖率也让市场感到迷惑不已。
一般来说，拨备覆盖率是一项“越高越好”的指标，代表实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的比率，越高代表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越强。
根据最新披露的三季报显示，杭州拨备覆盖率已达到569.52%，遥遥领先与城商行平均拨备覆盖率180%，在不良率下降，利润不断上升的同时，杭州银行却不断提高攒抗风险的资金，其中或许就有猫腻。
当时市场测算，如果杭州银行不提高拨备覆盖，那它2022年第二季度的净利润理论增长值将会达到惊人的67%，远高于它对外披露的32%。
更糟糕的是，虽然筑起了超高的“安全垫”，但杭州银行拨备率还是遭到了市场的灵魂拷问。正如《中国经济周刊》所发出的疑问，杭州银行为何在不良下降之际不合逻辑地提高拨备率？在监管鼓励降低拨备释放更多信贷资源之际逆势提高拨备率？
如果全部的银行都效仿“杭州银行们”的做法，信贷资源又将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它还能够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