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凤凰财经2025-04-27
2025年4月，杭州银行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漩涡。当市场还在消化其2024年营收与净利润双增长的“成绩单”时，行长虞利明的突然辞职、外资股东清仓离场、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攀升至6.65%等多重利空事件接连爆发，将这家以“稳健”著称的城商行推上舆论风口。在这场危机背后，隐藏的不仅是管理层的制衡与战略失误，更暴露出其“高增长”表象下暗藏的系统性风险。
高层震荡：一场未道破的权力地震
2025年4月2日，杭州银行行长虞利明以“个人原因”突然辞职，成为银行业近年来最戏剧化的高管离职事件之一。这位曾主导该行规模从1.8万亿跃升至2.2万亿的核心人物，其辞职公告的“冷处理”引发强烈质疑：与此前高管离职公告中常见的“感谢贡献”表述不同，虞利明的辞职声明仅以“个人原因”一笔带过，且未提及任何工作评价。这一反常操作被市场解读为管理层存在“不可言说”的隐情。
更耐人寻味的是，虞利明的辞职时间点与杭州银行的数项关键动作高度重合——辞职当日抢先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而2024年年报滞后至4月12日披露，此举被指刻意对冲人事动荡对股价的冲击。与此同时，虞利明曾任职的杭州金投集团（杭州银行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自2022年以来净利润连续两年暴跌，2023年同比下滑34.6%，2024年前三季度再降25%。尽管杭州银行坚称“不影响经营”，但市场普遍推测，虞利明的离职或与股东层面的战略分歧、过往地产业务风险暴露有关。
股东剧变：外资撤离与内资接盘的资本博弈
虞利明事件尚未平息，杭州银行的股东结构又迎来剧烈变动。2025年4月，澳洲联邦银行（CBA）宣布清仓减持所持杭州银行3.3亿股股份，接盘方为新华人寿保险。这一决定被解读为外资股东对杭州银行长期价值的“用脚投票”。澳洲联邦银行（CBA）在公告中直言，此举是为“聚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核心业务”，而新华保险则强调“响应国家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与“银保协同”需求。
但更深层的隐忧在于，杭州银行近年频繁遭遇重要股东减持。中国人寿自2021年起累计减持超2.34亿股，套现30.42亿元；百大集团2024年累计出售杭州银行股票432.91万股，累计成交金额5895.09万元。尽管杭州银行第一大股东杭州市财开集团承诺“5年内不减持”，但二级市场投资者对管理层动荡与资产质量的担忧已导致股价承压。自2021年来，杭州银行市值波动呈现稳中有跌的趋势，这与其不断攀升的业绩表现并不相称，并且连续几年的业绩涨势似乎并没有促进股东长期持股杭州银行的信心。
地产业务：不良率飙升下的“定时炸弹”
在业绩增长的光环下，杭州银行的资产质量正面临严峻考验。2024年年报显示，其房地产贷款不良率高达6.65%，较2023年上升0.29个百分点，且这一数据在2024年中报时曾短暂攀升至7.07%。尽管杭州银行声称“房地产开发融资业务占比低，风险可控”，但细究其数据可发现，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达25.06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71.14亿元的35.23%，成为最大的风险源。
更危险的是，杭州银行对地产业务的“风险缓释”手段存在争议。2024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6.23亿元（降幅7.72%），而同期不良贷款余额却增长10.04亿元。这一反常操作被市场质疑为“通过压降拨备掩盖真实风险”。截至2024年末，其拨备覆盖率虽仍高达541.45%，虽较2023年下降19.97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杭州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同业竞对：高增长下的“虚胖”体质
与宁波银行、浙商银行的“浙系三杰”较量中，杭州银行的“高增长”表象正显露出结构性缺陷。2024年，杭州银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3.81 亿元，同比增长9.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9.83亿元，同比增长18.07%，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利息净收入和信用减值损失的减少，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20.21%，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7.72%。
反观宁波银行，尽管净利润增速仅6.2%，但其不良贷款率0.76%与杭州银行持平，且资本充足率（14.28%）显著高于杭州银行（13.80%）。浙商银行则凭借资产规模优势（总资产超3.5万亿）在对公业务中占据更大份额。杭州银行在科技金融、小微贷款等领域的创新虽被称道，但其科技贷款占比不足1%，远低于同业平均水平，暴露出战略执行的“雷声大雨点小”。
面对资本压力，杭州银行已启动80亿元定增计划，但频繁的融资动作反而加剧投资者对其资本管理能力的质疑。2024年，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8.85%，较2023年上升0.69个百分点。
更关键的是，管理层动荡与战略方向的模糊性正在削弱市场信心。新任董事长宋剑斌代行行长职责后，杭州银行在小微贷款、房地产风险防控等领域仍缺乏明确的应对方案。副行长潘华富坦言，2025年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因关税战、产业链冲击等因素可能进一步恶化，但该行仅依赖“智能风控系统”与“数据驱动”等泛泛之谈，缺乏实质性举措。
从虞利明的黯然离场到股东集体撤离，杭州银行的“高增长神话”正被现实的利刃刺破。其依赖地产业务的路径依赖、资本管理的短视行为、以及战略执行的混乱，共同构成了一个“繁荣表象下的危机样本”。在房地产风险持续暴露、股东信心崩塌、同业竞争加剧的三重压力下，这家曾以“长三角优等生”自居的城商行，或将迎来一场迟到的清算。未来的杭州银行，需要的不仅是数据上的“漂亮话”，更需要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