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银行的人事频繁调整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行业转型压力，经营业绩诉求，国资治理特性，人才储备短板的叠加结果。
作为陕西省首家上市城商行，西安银行曾凭借“立足西安、辐射西北”的地缘优势，在区域性城商行阵营中站稳脚跟，一度成为西北金融市场的代表性机构。
8月末，西安银行发布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2025上半年，西安银行实现营收 52.05亿元，同比增长43.7%；归母净利润14.52亿元，同比增长8.59%。
财报发布后，西安银行股价连续多日呈走高趋势，但9月中旬以来，西安银行股价又陷入持续下行通道。
股价下滑的背后，这家扎根西北的银行正被多重困境缠绕。盈利层面，营收高增依赖激进放贷与投资收益，净利润却被信用减值“吞噬”，“虚胖”特征显著。
更棘手的是治理与风控难题。近三年，西安银行核心高管频繁更迭，2023年外部选聘的副行长、行长助理上半年已离职，原董事长退休后核心岗位曾一度“一肩挑”；内控漏洞从总行财务错报蔓延至基层违规放贷，罚单频现，抗风险能力持续承压。
多重压力交织下，西安银行的转型突围之路，正变得愈发艰难。
01
营收涨4成，
净利润被不良贷款间接啃掉半壁江山
2025年上半年的西安银行财报，更像一场“纸面繁荣”。其营收同比大幅增长43.7%，达52.05亿元，增速在A股城商行中位居前列。然而，其归母净利润仅增长8.59%，为14.52亿元。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被28.27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填平。
这不是内生性的业绩增长，而是以风险换取规模的被动扩张。上半年，西安银行仅贷款减值损失一项就达到23.93亿元，同比激增91.94%。这意味着，西安银行每赚取1元净利润，就需要预先拿出近2元用于核销坏账。
盈利的“虚胖”也体现在收入结构上。在非利息净收入中，投资收益占比高达77.44%，同比暴涨77%，而手续费等具备持续性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足23%。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利息净收入，其59.92%的高增长背后是激进的信贷投放，6月末贷款本金总额较上年末增长22.94%，远高于202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的平均增速。
这种依靠规模驱动的扩张模式已显露疲态。西安银行的净息差从2020年的2.16%持续下滑至2024年的1.36%，虽然在2025年6月小幅回升至1.7%，但这主要得益于存款付息率的压降。其存款利率市场化已接近临界点，进一步压降可能导致储户流失，净息差很可能很快会重回下行通道。
比利润虚增更值得警惕的是资产质量中潜藏的暗雷。截至6月末，西安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虽较去年末的1.72%略有回落，但对比2022年的1.25%和2023年的1.35%，仍处于高位，也显著高于江苏银行、北京银行等同类银行。
风险迁徙指标则揭示了这家银行更真实的家底。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从11.73%飙升至32.61%，意味着超过三成的关注类贷款正在滑向不良；可疑类贷款迁徙率更是从38.31%翻倍至85%，近九成可疑类贷款预计将转化为实际损失。这两个指标是不良贷款的先行信号，现在它们几乎亮起了红灯。
逾期贷款数据进一步印证了风险的加速暴露。上半年西安银行逾期贷款整体增长44.94%，其中逾期1–90天的短期贷款增幅最大，显示短期信用风险正在集中爆发，而这类贷款往往是新增不良的主要来源。
区域性银行的核心优势本应在于熟悉本地、风险可控，但西安银行正将自己推向“小而险”的境地。当营收增长依赖投资收益与资产扩张，而利润又被持续暴露的不良侵蚀，这家西北地区老牌城商行的转型窗口，正在悄然收窄。
02
“老将”张成喆上任，
能否打破治理失衡与高管震荡
7月29日，西安银行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成喆为公司行长，在任职资格经监管部门核准后开始履职。此前，其已在副行长位子上任职8年有余。
然而，这次关键人事任命能否真正化解积弊，仍需打上一个问号。回溯过去三年，从核心岗位长期“一肩挑”引发的治理失衡，到外部引进高管入职后很快离职，再到当前核心团队配置的单薄，西安银行的管理困局根深蒂固。
2023年9月，时任董事长郭军到龄退休。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原则，董事长与行长分设是形成有效决策与执行制衡的基石，但西安银行未能及时补缺。时任行长梁邦海一度兼任董事长、代理行长及董事会秘书三大核心职务。
一家上市银行出现“一肩挑三职”的情况，在A股城商行中并不多见。董秘职责包含对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信息披露负责，行长主抓经营，董事长把握战略方向，三者权责既交叉又制衡，一人兼任意味着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如同运动员兼任裁判，潜在决策风险难以把控。
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25年初，西安银行才宣布魏海燕担任董秘，分担了部分职责。而行长职位的填补，则是到2025年7月张成喆的上任。
在岗位真空期里，西安银行的诸多战略推进工作，或因缺乏牵头人，或因决策流程冗长而陷入停滞。
在梁邦海“一肩挑”的同时，西安银行的高管团队正经历一场流失潮。从2023年至2025年，不到两年时间内，先后有数名核心高管离任。
为打破僵局，西安银行在2023年尝试从外部引进“新鲜血液”，比如管辉出任副行长，王星出任行长助理。然而，2025年5月，二人同时以“工作变动”辞职。
矛盾或许源于内部生态。西安银行管理层中大多为从基层逐步晋升的“老员工”，他们更认同传统战略，并形成了稳固的业务协作网络。外部高管带来的新考核机制与业务思路，或触及部分老员工的固有利益。
在外来高管折戟的同时，内部培养的核心力量也在流失。2024年12月，在任超过八年的副行长黄长松因“工作调整”辞职，他曾主导对公信贷与普惠金融等核心业务，他的离开被视为内部“老陕派”力量的一次削弱。至此，2023年时完整的“一行六副”高管架构，仅剩两名副行长留任。
在此背景下，张成喆的上任被赋予了“稳定军心、延续战略”的期待。他在西安银行多年的履职经历，使其对本地市场与监管环境极为熟悉，这与西安银行“区域深耕”的传统战略高度契合，也被认为能更好地融入内部生态。
但他接手的，是一个严重“缩水”的高管团队。截至2025年7月，西安银行的高管架构仅为“一正两副”：行长张成喆，副行长刘强与赫勇。
对比此前覆盖信贷、风险、零售、科技、财务、合规的完整配置，如今的团队存在明显短板。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高管团队的“断层”已深刻影响到战略的延续性与执行力。对于张成喆而言，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或许并非推出新政，而是尽快搭建起一个完整、有战斗力的高管团队。但这场始于2023年的高管震荡，其余波想要完全平息，恐怕仍需不短的时间。
03
内控漏洞频发与资本承压，
风险防线失守
在高管震荡之外，西安银行正同时面临内控防线失守与资本补充渠道收窄的双重压力。
内控系统的警示信号最早在2024年11月亮起。西安银行发布公告，对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其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一项从5.56亿元修正为8.29亿元，差额高达2.73亿元，接近原披露值的一半。
“职工现金支付”是核算逻辑相对清晰的基础科目，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偏差，可能意味着总行层面的财务控制力已被削弱。
财务纠错的余波未散，合规层面的处罚便已到来。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对西安银行开出379.2万元罚单，剑指反洗钱与支付结算领域的违规。此类处罚通常意味着银行在客户准入、交易监控乃至系统支持等多个环节存在缺陷。
问题已深入地蔓延至业务前端。2024年1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罚单显示，西安银行渭南分行因集团客户统一授信执行不到位被罚款25万元。时任西安银行渭南分行公司部、小企业部负责人金博锋，对西安银行渭南分行集团客户统一授信执行不到位行为负有责任，被警告。
2024年12月，时任西安银行健康路支行行长秦江因信贷业务违规、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终身。
从总行的财务数据问题，到分行的授信违规，再到支行行长的个人行为失控，这表明西安银行的内控漏洞是系统性的、贯穿各层级的，内控的持续失守可能引发监管评级的下调，而评级下调又会直接制约银行通过发债等工具补充资本的渠道，形成“内控失效、评级下降、融资受阻”的负向循环。
在内控问题持续消耗其信誉与资源的同时，资本不足的压力已迫在眉睫。2025年半年报显示，西安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降至9.16%，较2024年末下降0.91个百分点。这一数值在A股17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处于后列。
为缓解压力，西安银行加快了外部融资步伐。2025年6月，该行获批发行不超过70亿元永续债；7月，又以2.3%的利率发行了20亿元二级资本债。然而，这种依赖债务工具“补血”的方式本身亦会吞噬利润，且融资速度可能赶不上资本消耗的速度。
作为区域性银行，西安银行的资本补充工具选择本就有限。近年来未进行过股权再融资，主要依赖发债。而发债成本与银行信用资质紧密相关，如果未来因资产质量恶化导致市场信心或评级受损，融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甚至面临发不出去的困境。
对西安银行而言，当前局面已非孤立的风险点，而是内控、合规、资产质量与资本充足率彼此交织、相互强化的系统性挑战。修补内控需要投入，这会挤占本已紧张的资本；而资本不足又制约了其从容转型和消化风险的能力。如何打破这个闭环，是西安银行管理层必须直面，也是整个区域性银行群体在转型期中需要警惕的共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