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凭借可圈可点的优秀业绩，成都银行引起了市场投资者不小的关注。
虽然放眼全国，成都银行还未能跻身城商行队伍的最前列，但在西部地区还是首屈一指的。半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成都银行总资产达13722.25亿元，同比增长1221.09亿元，增幅9.77%；实现营业收入122.70亿元，同比增长6.85亿元，增幅5.91%；归母净利润66.17亿元，同比增长4.50亿元，增幅7.29%。
不过，这些财务指标的光环之下，若要细究其收入结构与经营状况，是否真的能与其相匹配呢？增长的背后，其实还存在一些隐忧。
01
上升时期，董事长变动突然
我们来看一下成都银行的财报，今年上半年，成都银行的存贷款规模保持高增，存款总额9834.81亿元，同比增长11.02%；贷款总额8346.28亿元，同比增长12.40%，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为76.61%。
生息资产规模的稳健扩张，带动利息净收入的同步增长。同期，成都银行利息净收入达到97.66亿元，同比增长7.59%，是拉动整体收入增长的核心动力。
此外，成都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表现良好，全行不良贷款率0.66%，拨备覆盖率452.65%，流动性比例95.44%，流动性保持充裕。
业绩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一则公告却像投入平静湖水的石子，激起了阵阵动浪。
8月中旬，成都银行与成都农商银行这两大地方银行同时发布重要人事变动公告，成都银行董事长王晖辞去职务，新任董事长由成都农商银行原董事长黄建军担任；而王晖则被提名为成都农商银行的新一任董事长。
王晖执掌成都银行多年，是带领成都银行发展的创业者、见证者和领军人；黄建军也是推动了成都农商银行规模万亿目标迈进的重要领导者。
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作为成都市国资委实控体系下的两家重要金融机构，距原定任期到期还有一定时间，两大掌门人却突然互换“门庭”，透露出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汤继强表示：“通过主要领导的轮换，两家总资产合计超两万亿元的金融机构能够实现资源互补、管理优势互补和文化互补，形成一种组织优化的共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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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场投资者中，有人猜是为了成都农商银行上市做准备，更有人猜测是要合并。不论如何，为了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才有了这次调动。
那么，难道成都银行原先的发展势头不够好吗？还有什么需要优化的地方？毕竟，董事长的调动不是小事，涉及了公司上下方方面面。
02
业务失衡，发展瓶颈需警惕
进一步解读成都银行的半年报，能够发现，成都银行其实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问题。
首先，在盈利能力上，成都银行显现出了疲软的态势。
2022年至今年上半年，成都银行营业总收入和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为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商业银行，这样的态势并不是市场所乐于见到的。
而在息差方面，虽然利息净收入增长带动了整体收入，但受LPR下调及贷款竞争加剧影响，该行净息差也难免下滑。2025年上半年，成都银行净息差降至1.62%，较上年末下降4个基点。
其次，收入结构中，利息净收入占比过高，也反映出成都银行过度依赖传统信贷业务的结构性问题。
从贷款结构来看，截至今年上半年底，成都银行发放贷款总额8346.28亿元，其中，公司贷款和垫款6896.41亿元，占比82.63%，个人贷款余额则仅有1437.74亿元。
对公贷款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贷款金额达到3302.67亿元，占整个对公贷款规模的47.89%，接近一半；在该行前十名贷款客户中，有9名都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一行业。
这一投放结构显示出成都银行对单一业务的依赖性，也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战略相契合。与地方经济的深度绑定，使得此类贷款维持了成都银行的增长态势，同时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
红利在时，是成都银行的有力保障和“特效药”，但红利也总有消散的一天，到那时也可能制约该行发展，产生“副作用”。
此外，零售业务转型迟滞、中间业务衰退也是给在对公业务上高度依赖的成都银行敲响了警钟。
今年上半年，成都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48亿元，同比减少45.15%，对公业务成了成都银行绝对核心的增长引擎。
在这种局面下，过于集中的业务结构使得风险也集中起来。此前的成都银行已经习惯于舒适区，而新一任董事长上任，或许正是破局的契机。
基于当前区域和政策红利下，成都银行顺风顺水的成长表现，并不是多元化、高质量的实际体现。在光环背后，结构性失衡与增长动能衰减更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