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银行2025年三季报一出炉，就引发了区域银行业的广泛关注：前三季度177.61亿元营收、94.93亿元归母净利润，表面看是稳中有增的成绩单，但藏在数据背后的，是营收增速从三年前13.14%直坠至3.01%的残酷现实——曾经的区域银行业“优等生”，正遭遇增长动能的严峻考验。
这家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风崛起的“区域金融标杆”，如今正站在两难路口：传统盈利模式日渐式微，押注个人消费贷的零售转型又暗藏风险。新管理层刚接手，就要面对这幅“增速放缓+监管收紧”的复杂棋局，破局之路在哪？
一、增速三连滑：从13%到3%的增长动能衰竭
1996年成立、2018年登陆上交所的成都银行，曾是区域银行业的“成长范本”。靠着西部大开发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政策红利，它在2023年6月末以10282.51亿元总资产跻身“万亿城商行”，成为西部地区首个突破万亿规模的城商行；2025年三季度末总资产再攀新高至1.39万亿元，还拿下了英国《银行家》“2025年全球银行1000强”第170位、2024年《财富》中国500强第359位的亮眼排名。但光环之下，增长乏力的信号早已显现。
营收增速的“三连滑”最具代表性。据财报及公开数据梳理：2022年营收202.1亿元，同比增13.14%；2023年增至217.02亿元，增速降至7.22%；2024年229.82亿元营收对应的增速仅5.89%；到2025年前三季度，177.61亿元营收的同比增速已跌至3.01%，下滑趋势清晰可见。归母净利润的增速轨迹也高度相似：2022年100.4亿元（增速未公开）、2023年116.71亿元（+16.22%）、2024年128.58亿元（+10.17%），2025年前三季度94.93亿元净利润的增速仅余5.03%，增长动能持续衰减。
增速下滑的核心症结，在于“单腿走路”的业务结构——过度依赖传统信贷业务。过去三年，成都银行利息净收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始终稳定在80%以上，2024年更是高达80.33%。尽管利息净收入绝对值从2022年165.19亿元增至2024年184.61亿元，但增速从14.54%骤降至4.57%，曾经的盈利“压舱石”，增长后劲已明显不足。
更关键的是，银行盈利的“命门”——息差，正持续收窄。2022年净息差还有2.04%，2024年已压缩至1.66%；净利差也从2%降至1.62%。在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金融机构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这种“靠存贷利差赚差价”的传统盈利模式，显然已难以为继。
非利息收入的“不给力”，让局面雪上加霜。2024年成都银行非息收入达45.21亿元，虽保持两位数增长，占总营收比重也提升至19.67%，但在17家上市城商行中仅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郑州银行。作为转型关键的轻资本业务，比如基金销售，还因合规问题“掉了链子”，暴露出非息业务转型的深层短板。
二、消费贷三年暴涨73%：助贷模式下...
传统对公业务增长放缓、息差不断收窄，成都银行把突破方向瞄准了个人消费贷市场，想靠零售转型打开新增长空间。这一策略短期内确实拉动了规模增长，但快速扩张的背后，风险隐患也在同步累积。
值得肯定的是，成都银行的资产质量始终保持稳健。2022年末至2025年9月末，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78%、0.68%、0.66%、0.68%，三年多来始终稳居A股上市银行低位；拨备覆盖率虽从501.57%小幅降至433.08%，但仍处于行业较高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充足。而支撑这份稳健的重要力量，正是快速增长的个人消费贷业务。
联合资信《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跟踪评级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个人贷款余额达1387.02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8.71%，其中个人消费贷（含信用卡）余额220.95亿元，较2023年末大增22.59%——对比2022年的规模，三年累计增幅高达73.23%，成为零售贷款扩张的核心驱动力。
消费贷的“狂飙”，离不开与第三方助贷平台的深度合作。成都银行2025年9月公示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名单》显示，该行与蚂蚁、京东、腾讯等头部平台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合作产品覆盖“花呗”“白条”“分付”等主流消费信贷产品，合作场景涵盖营销获客、共同出资、逾期催收全链条。这种“借船出海”的模式确实让规模快速做大，但也让银行在风险把控上逐渐“失位”。
通常，助贷模式暗藏两大“雷区”：一是信用风险，获客和初筛主要由合作平台主导，银行难以全面掌握借款人真实信用状况，容易陷入“重规模、轻质量”的误区，一旦经济下行或消费收缩，违约风险可能快速传导至银行；二是数据安全风险，个人信息在银行、平台、增信机构等多主体间流转，信息泄露、过度采集的风险不容忽视。更关键的是，成都银行至今未披露助贷业务在消费贷中的具体占比，这部分业务的潜在风险，已成悬在头顶的“不确定因素”。
三、人事洗牌与合规警钟：新管理层的破局之道
业绩增速放缓的压力还未缓解，内部治理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叠加核心高管的密集变动，成都银行的转型之路更添变数。
2025年1月，四川证监局发布的警示函，直接点出了成都银行的合规短板。监管核查发现，该行基金销售业务存在三大违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部分销售人员未取得从业资格、内部考核机制缺失。要知道，基金销售本是银行发力轻资本、提升非息收入的关键抓手，却在“持证上岗”“内控管理”这些基础环节失守，暴露了“重业绩、轻合规”的惯性思维，这样的低级失误在上市银行中并不常见。
合规警钟刚响，管理层就迎来“大换血”。2025年8月至9月，董事长王晖、工会主席张蓬因工作调动离任，副董事长何维忠、人力资源总监魏小瑛因退休辞职，短短一个多月内4名核心高管相继离场，管理层出现明显断层。直到9月22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才敲定新班子：深耕四川本土金融多年的黄建军出任董事长，拥有海外银行从业经验的张育鸣担任副董事长，新领导团队正式就位。
市场对这一“本土+国际”的组合抱有期待：新任董事长黄建军不仅在成都银行多个核心岗位历练过，还曾执掌成都农商行，对区域市场特性和风险把控有深刻理解；副董事长张育鸣有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海外银行高管经历，能为精细化管理和外向型发展带来新思路。但在“增速放缓、合规承压、风险潜伏”的三重挑战下，新班子要快速稳定军心、重构内控体系，难度不小。
短期来看，新管理层的首要任务是“控风险、守合规”——在助贷新规框架下重新梳理合作模式，严控综合融资成本，摸清助贷业务风险底数；中期则必须啃下“业务转型”的硬骨头：打破对利息收入的依赖，一方面规范基金销售等现有非息业务，另一方面拓展财富管理等新增长点，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重建健全的内控体系，培育真正的合规文化。
值得庆幸的是，成都银行手握“区域深耕”这张核心王牌。作为扎根成渝地区的法人城商行，它始终紧扣区域发展战略，为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金融支撑。通过“润园惠企”等专项行动，已主动对接企业超3000户，累计向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放贷逾800亿元，服务制造业企业超1800家。这种“深耕本土、服务实体”的根基，正是新管理层破局的最大底气。